我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居家养老”成为近日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热议的话题。目前，“居家养老”主要存在三种模式——聘请保姆、社区养老以及和子女共住。海淀法院分析案例发现，这三种模式均存在普遍性问题，让老人更好地“颐养天年”仍有许多地方亟待改进。

　　案例一：保姆疏忽 老人去世  被判担责并不冤

　　“是老人不让我告诉她孩子的……”法庭上，李萍觉得自己成为被告非常冤！

　　2019年10月，李萍通过月华家政公司到魏家照料马老太。结果，快满一个月的时候出事了——11月20日上午7时，李萍陪护老人便后回到卧室，准备将老人扶到床上时，由于老人没有坐稳，连带李萍一起出溜到地上。李萍说，老人当时说没事，自己本想打电话通知老人子女，但老人几次阻止自己，见老人没什么异常也就作罢。

　　次日起床后，李萍发现老人手腕有点青肿，便通知了老人长子魏先生，当天下午5时，他下班后才回家把老人送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时诊断结论为“左上臂外伤，左肱骨干骨折，建议转院进一步治疗”。后老人转入医院救治，但因肺部感染不幸病故。

　　“我一个月来尽心尽力照顾老人，不能因为老人不幸去世就迁怒于我！”李萍不同意赔偿。

　　月华公司也是被告，其代理人表示，公司和李萍没有合同关系，魏家雇用李萍是私自协商，属于“跳单”，因此产生纠纷应由双方解决。退一步讲，李萍作为提供劳务一方，没有尽到通知义务，也仅仅应对老人摔伤负一定责任，马老太已经84岁高龄，身患多种疾病，其死亡不一定和摔倒有关。

　　魏家兄妹否认两被告的说法，提出是老人孙子先发现马老太受伤，李萍才告知老人摔倒过；而且，李萍也是由家政公司介绍到家中照料老人。

　　庭审中，为确认老人死因，李萍申请对老人所受损伤在其死亡情况中的参与度进行鉴定，但由于李萍拒绝交纳鉴定费，该鉴定没有进行。

　　虽然没有进行相关鉴定，但根据医院《死亡记录》中记载的马老太死亡原因，法院认为，李萍作为照顾老人的家政人员，对老人摔伤具有过错。家政公司收取介绍费，其有对李萍进行家政培训并使其取得资格证书的义务，所以，家政公司也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综合考虑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判决李萍、家政公司各自承担15%的赔偿责任。二被告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法官说法：雇保姆 三类情形极易引发服务合同纠纷

　　聘请保姆照顾老人是目前大多数家庭的首选，因此此类纠纷也最为突出。

　　海淀法院胡喜辉法官介绍，实践中，三类情形极易引发服务合同纠纷。

　　首先，就如本案中情况，老年人因家庭设施设备不完备或因照顾不当发生意外，家政服务人员未及时通知赡养人，各方对各自过错责任范围及比例争议较大。

　　另外，赡养人隐瞒老年人患有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认知障碍等较常见疾病情况，导致实际提供的服务内容超出合同约定；以及，服务合同对家政人员服务内容约定不详，或当事人对“寸步不离”“全程陪伴”“24小时看护”等概念存在理解分歧。

　　因老年人普遍身体情况不佳，发生意外后，极易导致较重的伤害后果，伤后就医或护理时间较长、赔偿金额较大，也进一步加大各方责任界定及划分难度。

　　对此，胡喜辉建议，应加快完善与居家养老相关的行业管理规范、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养老家政服务责任保险，促进家政服务企业合规、降低企业风险，促进老年人遭受侵权后得到更充分保障。同时，行政主管部门可发布示范合同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并明确制定、适当提高家政服务人员的准入标准，规范行业加强从业人员业务技能培训。

　　案例二：老人出走身亡  养老院“开放式”管理不能免责

　　2020年元旦，本应是个团圆喜庆的日子，可当天下午3点多的一通电话，让张氏兄弟的心揪了起来——母亲从养老院出走，不知所踪。

　　最终，不幸还是降临了，1月4日，老人被发现冻死于养老院墙外东南角一建筑垃圾处。

　　张氏兄弟愤怒地状告养老院。大哥说，由于兄弟俩都常年在外地工作，所以把母亲托养至被告处，因为被告是和社区共建的养老服务中心，所以觉得更值得信任。然而，事发后，养老院工作人员声称已经联系专业搜救队，但自己从未见过搜救队员；另外，工作人员还多次声称老人极有可能坐车离开本地，误导了寻人方向。

　　直到1月3日，养老院才提供当天监控视频，显示老人于1月1日下午2时50分许左右出门右拐，看护人员到了3时16分才开始出院寻找，且只寻找了3分钟后即返回。

　　1月4日，张氏兄弟自行联系救援队进行搜索，才找到老人尸体。

　　庭审时，代理人认为，养老院不存在过错。他称，双方签订的委托护理协议书明确约定：不得擅自外出，若要外出要有家属陪同。老人不听劝阻，私自外出，应自行承担责任。

　　代理人还说，老人对被儿子送到养老中心一直耿耿于怀，感觉被抛弃，因此在住院期间，一直想外出逃离养老中心。鉴于该情况，养老院曾多次建议将老人转到养老中心封闭管理中心分部，但老人儿子对此置之不理。

　　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养老院提供多份证据证明尽到了看护救助义务，但是委托护理协议作为服务合同，其性质较为特殊——老人年龄或身体状况特殊，所以要求受托人除提供照看、护理服务外，更要尽到管理、保护义务。根据有关规定，养老机构应当实行24小时值班，做好老年人安全保障工作。

　　对于被告抗辩其并非传统的养老院，而是与社区共建的养老中心，实行的是开放式管理，人员可自由出入的意见。法院指出，养老中心开放式管理是为了便于老年人及家属的养老与探望需求，在入住时间、方式等方面采取灵活的管理方式，并非免除养老机构对老年人的看护和管理责任。

　　至于养老院主张合同中约定在非服务不当情况下，出现各种意外情况，包括走失等，养老院概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内容，属于免除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应认定无效。

　　最终，法院判决养老院赔偿死亡赔偿金等10余万元。

　　法官说法：养老空间及康养需求均需“外扩”

　　在政府主导下，以城乡社区为依托，由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由企业、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化服务，此类的社区养老机构近年来蓬勃兴起，为居家养老助一臂之力。

　　但是法院审理案件发现，受各区政策落实和养老需求差异影响，社区养老机构在为老年人提供含用餐、医疗卫生、家庭护理、紧急救援、日间照料、家政、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服务过程中，存在养老空间不足、设施不完备、人员技能培训不足、无障碍设施及生活辅助器具不专业等情况，导致老年人因饮食不当、救治不足、护理不周、设备故障等问题遭受人身伤害的风险较高。

　　胡喜辉介绍，在对相关问题调研时发现，本市部分地区，养老千人床位数尚不足7张，养老设施千人建筑面积尚不足315平方米。“养老空间及康养需求均需‘外扩’，要为老人提供更优质的社区养老服务。”胡喜辉建议，应提升社区养老设施、服务人员等软硬件配备水平，加强对老年驿站、老年餐桌等机构的监督管理，保障食品卫生、房屋设施安全等。

　　案例三：房产分了  儿子却把老人送进养老院

　　年近九旬的周老太为了赡养费，无奈之下和儿子们对簿公堂，她没想到——房产分给了儿子们，结果竟无一子愿意让自己共住，而是把自己送进了养老院，这和当年的分家协议不符。

　　老人状告的主要是三儿子崔佳。周老太说，分家时，对于拆迁时涉及自己的个人利益，包括人头份、安置费、安置房等，自己都同意归崔佳所有，而且自己的财产也赠与崔佳，但是崔佳在接受了财产及房产后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而是把自己送进了养老院。

　　对此，崔佳也有一番说辞。

　　“我们最早之前分过一次家，父母自愿和我大哥一起居住，如果老人有了大病之类的情况、开销特别大，我们哥仨再均摊。”崔佳说，但是大哥没有履行最初的分家协议，曾把母亲打出家门，还是自己把母亲接了回来。

　　此后，这家人又签订了一份协议，崔佳虽然得到母亲的赠与，但协议中也明确写明：老人到次子处居住，由次子照料其日常生活及死葬。

　　“两次分家协议，都没有要求母亲和我同住。”崔佳认为，自己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并无不妥，而且自己也支付了相应的住院费用。

　　本案经法官调解，最终，三个儿子和母亲达成一致意见，三个儿子分别支付一定数额赡养费，老人今后大病支出费用等由三人平均负担。就除赡养费支出之外其他老人的日常赡养事宜，法官建议三子之间协商解决处理，尊重老人的个人意愿，让老人度过一个安详的晚年。

　　法官说法：和父母同住应积极履行赡养职责

　　在家养老的老年人，多与一方子女同住或单独居住，并由赡养人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胡喜辉说，围绕老年人住房和子女赡养问题，集中在三类纠纷：子女侵占老年人自有房屋或强迫老年人迁移至条件较为低劣的房屋，导致老年人居无定所或居住环境变差；子女对房屋进行装修或改造不适宜老年人生活，导致老年人遭受人身损害；子女以赡养之名，掌控老年人银行卡或擅自领取老年人存款用于非养老事项，损害老年人财产权益。

　　此外，多子女的，还易因同住子女选择、老年人就医和护理负担、赡养费及大额医疗费分担、非同住子女日常探望等事宜引发子女间纠纷，导致老年人难获良好赡养。

　　对此，胡喜辉表示，司法机关除了依据法理情裁判个案外，还应聚焦赡养纠纷、涉老年人房屋侵权等典型案例，加大普法宣传，加强对社会公众的法治教育，督促赡养人积极履行赡养职责，营造敬老、养老、助老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