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以产业转型升级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促使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型；同时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推进幼有所育、老有所养。

长三角“迎战”老龄化

长三角正在积极“迎战”老龄化。以核心城市上海为例，不久之前，上海再度放宽应届硕士落户标准；8月18日，上海市政府批复同意《上海市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22—2035年）》。在这背后，是长三角整体老龄化程度偏高：2021年底，上海60岁以上户籍老人已经突破500万人。

从2021年人口数据来看，长三角地区“少子老龄化”现象颇为突出。

具体来看，上海、江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为负数，浙江人口出生率为1978年以来的新低，安徽出生人口也呈明显下降趋势。而长三角三省一市的老龄化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使得这一地区需要积极应对人口的变局。

8月18日，上海市政府批复同意《上海市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22—2035年）》，提出2025年建成不少于17.8万张养老床位，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不小于60%。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社会发展是致使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因素。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的前沿阵地，生育率持续走低是正常现象。

“在经济欠发达时期，人们期待生育子女以补充家庭内部的劳动力资源，从而慢慢摆脱贫困问题。而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于家庭及子女的认识产生了转变，多生子女成为非经济理性的行为，反而是对于个人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李健指出。

受访专家指出，长三角地区应对“少子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在于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以产业转型升级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促使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型；同时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推进幼有所育、老有所养。

不过，整体来看，长三角的三省一市在2021年均呈现常住人口增长的态势。在这背后，人口流入成为“关键抓手”，对于延缓老龄化起到了一定作用。

“少子老龄化”趋势加深

2021年，上海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2‰；江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2‰。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虽为正数，但出生率为6.90‰，是自1978年以来的新低。

安徽并未公布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但出生人口亦不乐观。2021年9月，关于《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提出，安徽出生人口连续4年减少，2017年至2021年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为-12.1%、-11.4%、-15.8%，-17.8%。

《2021年安徽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安徽共出生51.58万人，甚至低于此前预测数据。

是什么造成整个长三角的人口格局逐步变动？

江苏省统计局提及三个因素：一是育龄妇女人数大幅减少。大部分育龄妇女的生育集中分布在20-39岁之间。江苏省20-39岁女性人数，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1305.15万人、1273.90万人，10年仅减少了31.25万人；2020年为1126.52万人，比2010年减少了147.38万人；2021年初步测算为1115万人，继续比上年减少11万多人。

其次，是妇女初婚年龄不断推迟。随着时代的发展，江苏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稳步递增。女性平均初婚年龄2000年为23.22岁、2010年为23.76岁、2020年为29.66岁。随着初婚年龄的不断推迟，女性的生育同步延后。

第三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2020年江苏高校（本、专科及研究生）在校生近一半是女性，接近110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30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90万人。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自我职业的期望越高，生育与就业的冲突越大，生育孩子的成本也越高，因此，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女性倾向于少生孩子。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三种因素将会持续影响着江苏省的出生人数。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年轻人的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江苏省统计局称。

男女生育年龄推迟，在安徽亦有体现。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3.31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伴随初婚年龄推迟的是结婚登记量的下降，近5年，安徽全省结婚登记量由2017年的67.3万对下降至2021年的42.1万对。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全面两孩政策虽曾带来出生人口的短暂反弹，但政策效应基本释放完毕。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逐渐增加，尤其在长三角地区更显高昂。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措施的出炉固然是积极信号，但恐怕难以在短期内扭转生育率下行的趋势。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与少子化相伴而行的是老龄化。

2021年，长三角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均呈现较高水平。当年，全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8.9%，而上海、江苏、浙江的该项数据分别为23.4%、22.15%、19.1%；安徽的65岁以上人口占比（15.4%）也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2%）。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口学系主任杨凡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导致生育率降低，年轻人口比例减少，进而造成底部老龄化；另一方面，由于人均预期寿命较高，老年人口增加造成顶部老龄化。两项因素综合作用，使长三角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

以产业为抓手招引人才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于财政、保险、住房等方面提出20条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对于老龄化形势严峻的长三角地区而言，如何应对人口变局，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要进一步提升生育意愿，关键在于三点：第一，应加大对于生育子女家庭的财税支持力度；第二，在托育及学前教育阶段，应督导机构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对孩子学习、生活施以更全面的照料，减轻家长负担；第三，在初等、中等教育阶段，应秉承多样化、个性化的人才选拔方式，同时探索职业教育改革，破除“唯考试论”“唯分数论”的观念。

在发展普惠托育方面，苏州经验已获国家层面肯定。2022年1月，苏州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盛乐出席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他介绍称，苏州优先支持社区、单位与幼儿园提供普惠托育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同时对已经备案的社会办普惠托育机构，给予每个托位一万元建设资金补助和300-800元/月的运营补助。截至2021年底，苏州共有3.2万个托位，每千常住人口拥有托位数2.52个。

“一老一小”中，目前3岁之前的婴幼儿托育机构正在快速建设，而已经具备相当数量的养老机构，则需要进一步提高质量。

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杨凡提出完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大力发展老年教育。

曾刚则强调可在长三角地区试点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同时以政府组织的形式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传递学识经验，使低龄老人能够发挥余热。

“长三角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早，在养老服务方面已积累一定经验。但也要看到农村等偏远地区的老龄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应使医疗服务与社会保障网络进一步延伸。”曾刚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三省一市在2021年均呈现常住人口增长的态势。其中浙江增长的幅度最大，较2020年末增加72万人。

李健分析称，长三角地区生活居住成本固然较高，但丰富的工作机会与相对优渥的薪资水准，是吸引人口尤其是高素质人才流入最为关键的因素。

“此外，长三角多个城市也在近年推出了具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计划以及落户政策。譬如上海于2021年底提出，在五大新城和自贸新片区，将试点符合条件的应届研究生毕业生直接落户政策。”李建说。

这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长三角已经开始将人口流入作为“关键抓手”，以进一步改善自身的人口结构。

李健指出，未来长三角地区想要留住人才，重要的是把握“人随产业走”的主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尤其是区域内一些欠发达的城市，要以新型城镇化为主要抓手，使本地年轻人在故乡拥有施展拳脚的机会；此外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既要放开落户限制条件，也要从住房等维度夯实对于外来常住人口的社会保障。

杨凡表示，长三角地区的流入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一定程度上会缓解老龄化状况。但是，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能依赖于此。随着人口形势的发展，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都会减少，人口结构都会趋于老化，单纯依靠地区外年轻劳动力的补充是不可持续的。更重要的是一方面积极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为老龄社会的各项保障做好准备。

曾刚认为，更多人口向城市和城市群集聚是必然趋势。首先，应让用人单位在人才招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使人才与城市主导产业更为契合；另外，长三角地区作为主要人口流入地，应探索对于人口流出地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